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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
彼得·海斯勒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慕尼黑的清真寺
伊恩·约翰逊
慕尼黑清真寺与恐怖活动有着令人不安的联系。 1980年代,马哈莫德·阿布赫利马是清真寺的常客。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国,1993年,由于试图协助炸毁世贸中心,被判入狱。 1999年,德国警方窃听了达卡赞利的家并跟踪了他在清真寺的接触对象,其中有一位很特别的男士,穆罕默德·阿塔。两年后,阿塔驾驶着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 在其后的数年里,又发生了马德里和伦敦的恐怖事件,而嫌疑对象都是在欧洲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年轻穆斯林,这让调查人员万分震惊。 对慕尼黑穆斯林的争夺,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体系,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中,西方直接体会了这种暴力。而它的历史更为久远,困扰了世界各国好几十年。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之初。在这里,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 整个西欧,穆斯林人数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是美国的四倍。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没有逃过伊斯兰世界的眼睛。在这历史性演变的关头,穆兄会已经把自己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西方社会。 没有人能说得清西方对穆兄会既迷恋又排斥的心态。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而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慕尼黑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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