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是茅海建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茅海建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茅海建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毛泽东晚年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本书权威、客观地解读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毛泽东对当年与张国焘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凉到元代绵延一千余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本书旨在以一座曾令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等艺术家为之动容、潜心临摹的北魏经典洞窟为例，引领普通观众去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

《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发生重大转向的史学定论，提出痍疑。从史源学研舞和新史学的思路出发，论述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认为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是一个案式的史学研究，提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史料的准确性是历史著作立论的基础。

“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千古名句……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一部《回忆录四部曲之1：昨天的云》，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深度和力量。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三部《回忆录四部曲之3：关山夺路》，记录作者在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作者身在国民党军，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穿着解放军服，徒步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到上海，最终远走台湾……一路上，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惊心动魄。作者将这四年的愤怒、伤心、悔恨蒸馏、升华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个人得失恩怨的独特回忆：“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柏拉图的四本书，《普罗塔戈拉》、《会饮》、《蒲法伊德若》（旧译《斐德若》）和《蒲法伊东》（旧译《斐多》）。但它们不是近期阅读的枕边书，而是多年来的枕边书。我重新翻译了这四部书，以《柏拉图四书》为题出版。我分别绎读这四部书，总题“柏拉图四书绎读”，分别题为《民主与教化》、《民主与爱欲》、《民主与修辞》……

《将饮茶》介绍了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

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至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与《斐多》相比。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名作由名家翻译，所以，这本书的分量非同一般。

最早认识自然山水之审美价值并持续进行书写，是中国文学令人瞩目的一项成就。关于自然风景的许多话语和观念都率先在诗中出现，而后方衍至绘画，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表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萧驰花费七年时间，以十次实地考察为基础，写作了这部新著。作者以新的观察角度和理论进路，结合案头研究与户外考察，对自谢灵运被贬永嘉的永初三年迄至白居易于洛阳谢世的会昌六年这424年间的诗歌文本进行了一次大胆探索，内容涵摄了此期间最重要的十五位书写自然山水的诗人：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何逊、阴铿、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元结、柳宗元、韩愈、白居易。每章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以对中古诗歌审美话语的考掘，本书亦为探讨早期山水画和园林中的景观观念形成提供了线索。作者更向世人发起呼吁——中华山河不仅为古人吟咏的对象，亦是承载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广阔语境，一旦被横加破坏便再难复现。

2002年，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完最后一轮鲁迅研究，整理出版了“与鲁迅相遇”，但这并非他的“天鹅绝唱”，退休后，他于2004年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为中学生开起了一门选修课。大学教授为中学生开选修课，这成为当年的新闻事件。接下来，钱理群又在2005年为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开设了一学期“鲁迅作品选讲”的选修课。2009年又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授了这门课，台湾学生对鲁迅作品更本原的精神共鸣和对鲁迅的独体体认，使作者对鲁迅思想的普遍性、超越性和超前性有了更深切的体认：鲁迅属于中故宫，属于华文社会，属于世界，属于未来。“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就是四轮开课的录音整理和优秀作业、调查摘录的汇编。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首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二部《怒目少年》，正是王鼎钧流亡学生时代的显影。1942 年夏天至1945 年抗战胜利，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在这一场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中，他如散落的一颗小小棋子，深味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命运，也从细部揭示出兵痞、学潮、乡村自治、青年军形成的因果及社会的众生百态。

《百年新诗选(上下)(精)》是由洪子诚和奚密领衔，与吴晓东、姜涛、冷霜等新诗研究者共同参与编写，精选台港澳和大陆100年来的108位诗人，编著阵容皆可谓神采奕奕、耀眼夺目。编选者在今天类乎“诗三百”的极简约形式和十几卷本以至几十卷本的宏大规模之间，选取一种“适度”篇幅的选本作为补充，是旨在面向诗歌爱好者的普及读物，同时又为想了解新诗历史和现状的读者提供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为了让读者对诗人的生平、创作历程和艺术特点有所了解，诗选将简要“导读”的撰写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提供可以扩充阅读的诗集目录。编选者为这部诗选以“时间和旗”与“为美而想”为名，命名虽然带有偶然的因素，但也多少体现了他们对新诗与历史、时代的关连，以及新诗在艺术构型、探索走向上的某种理解。

《干校六记》中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一个一百年前从大陆避祸逃到台湾定居的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将给熟知海峡两岸国共斗争史，却不了解对岸社会演变和民间生活史的大陆读者，带来鲜活的全景式画面：“弘农堂”三合院里祖先从大陆挑过海峡的“唐山石”，象征了家族的血缘根基；日语流利的三叔公“二战”后期被调往上海法院做通译，包裹着台湾被出卖和扭曲的历史；通灵的外公呈现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奇观；奶奶和“稻田里的妈妈”是一个家族能够生存延续的保卫者；能创业、能闯祸的强韧父亲是台湾进入工业时代的弄潮儿；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体验了时代的创痛，同时也领受了历史赐予的经验智慧，他描绘出台湾社会五光十色的世相，和几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磕磕绊绊、摸爬滚打、艰难奋斗的故事，不啻一部台湾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演进史。这部自传体小说不仅有起伏跌宕吸引人的情节，更展示了时代变迁中富于启示、引人深思的万千气象。作者企图用故事来显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和 “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故事，透视百年来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而那些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场景，更是值得大陆读者们深思和借鉴。

《陈垣来往书信集》曾于1990年出版，深受研究援庵先生以及关注相关史料的人士的重视。当时收入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375封，他人来信892封。此次增订版，新增援庵先生书信467封，他人来信180封，另有援庵先生批复家书125封，总计收入来往书信2164封。如此规模的书信集，在同类图书中是少见的，为研究援庵先生及其友人和相关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编者对原书中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补订。

与《忆往说趣》相比，这本书中的文章绝对“学术”，可以说是集考证、审美、分析、评价于一炉，但是，于此道有兴趣的人或者想了解其中奥妙的人读来，却很有吸引力。作为明式家具研究的权威，“家具”自然是第一章。开篇《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文字与实物结合，堪称是家具审美的教科书，既即经典，又通俗；《谈几种明式家具的形成》是王世襄先生多年考证的心得，却向世人普及了有关的知识。如今喜欢到古玩市场淘换点东西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见得都是行家里手，但是喜欢。那王先生的《望气与直觉》就不能不读，那里有他几十年玩儿古董、工艺品的经验结晶，当然，要玩儿到他的水平，绝非易事，除多看、勤记之外，还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两者相辅相成，方可玩出味道。至于专门从事工艺美术学术研究的人，更是案头必备之书。

本书是“大家小书”系列丛书的一种，既严谨又厚重，没有半点的华而不实。撰写本书的人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大家”；是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流学者傅庚生老先生。本书是综合性的，语言很美，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海昏侯刘贺》是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一部分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我怀念的人还很多，追忆的事也不少，所记零碎不全。除了特约的三篇，都是兴来便写，不循先后。……二部分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有些旧稿已遗忘多年，近被人发掘出三数篇，我又自动拣出几篇，修修改改，聊凑七篇，篇目依内容性质排列。

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选其父文稿三十余年，从读过的无数文章中，精选出印象特深、一读再读、不忍释手的四十篇，并亲自为每篇撰写了编者导言。梁漱溟一生东奔西走，经历之多，常人少有。书中既有人生的思索与领悟，亦有自述经历、思亲忆旧的回忆文章，也有读书与论政的独特心得，其中《谈禅宗》《谈静》《纪念先妻黄靖贤》等皆为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