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八部中篇和短篇小说构成。水与火，柔软与尖锐，春天与冬天，植物与铁器，韩江在这些冲突中洞悉瞬间的感觉和印象，用美妙而生动的语言刻画命运的表情，在刺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阴暗面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短篇集关注“底层”人群，每个主人公都像在“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像孤儿一样”流浪。他们从偏僻小镇的旅馆房间、考试院走廊尽头的房间、黑暗的地下室或多户型住宅和高层公寓的走廊尽头走出来，经过黑暗的楼梯和没有路灯的胡同，走进纷繁的令人疲倦的城市大街之中。 然而即使他们离开许许多多疲惫的人们和不幸的都市，来到偏僻的海边或边缘港口城市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都市，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他们处在都市喧闹、污染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却没有能够包容和安抚他们的乐园或是母亲。乐园和母亲只存在于梦中或是死亡的那一边。他们所在的世界是父亲的世界，是邪恶和冰冷的世界。那里是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蛇、数字13和4，还有冰冰冷冷的铁制品。而韩江小说中的人物将要在那里重生。

为了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的暴力，她决定变成一棵树 在英惠的丈夫郑先生的眼中，“病”前的英惠，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不高不矮的个头、不长不短的头发，相貌平平，着装一般，温顺、平淡、文静。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英惠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料理家务，伺候丈夫，就像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 然而，一场噩梦之后，妻子却突然开始拒绝吃肉，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甚至到最后，她开始拒绝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株植物，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而随着她被动的反叛以越来越极端和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丑闻、虐待和疏远开始让她螺旋进入她的幻想空间。在精神和身体的完全蜕变中，她现在危险的努力将使英惠——不可能的、狂喜的、悲剧性的——远离她曾经为人所知的自我。

人的身体就是悲伤。它由凹陷的地方、柔软的地方、容易受伤的地方填满。手臂、腋下、胸部、大腿间。这副身体为了拥抱人，为了被别人拥抱而诞生。有时候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的身体有眼睑和嘴唇。它们偶尔从外面关闭， 也可以从里面紧紧锁上。 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预兆，女人就会失语 。第一次是在17岁的冬天，她感觉自己的舌头和手中发射出的句子像白色蜘蛛网一样把自己捆住，非常羞耻。每一个词语都能被她清楚听见也能读懂，但她无法张开嘴发出声来。让失去语言的她的嘴唇再次颤抖的是陌生的外语——一个法语单词。 半年前她的母亲去世了，几年前她离了婚，经过三次诉讼女人最终还是失去了九岁儿子的抚养权，送走孩子之后她患上了失眠，难以承受之重的单词的结晶像冰冷的炸药一样被安置在不停跳动的心房中间。她每周都去看一次心理医生。那位年过半百的心理医生判定她是因为近来的生活境遇刺激下的暂时失语，可她只是一遍遍在桌上写着“不是的，没那么简单……” 当逐渐失去语言的一个女人的沉默和逐渐失去光明的一个男人的光相遇刹那，一切也许都被允许发生改变。

如果真的再给我一些时间的话，我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为了不会像被锤子砸中脑袋的动物一样死去， 做好下次不再害怕的准备。 将我内心最炙热、最真实、最明净的东西， 把它释放出来。 向着可怖的冷酷无情的世界， 向着随时都能无意中抛弃我的人生。 先是将火划着，然后用全身心的气力去守望它直至它被燃尽为止。

夜幕降临，黑暗像披散着头发的灵魂，浸湿了黑色的山，混入黑色的河水，沉入苍茫的地表。在阳光下曾经炎热喧闹的城市，因无数次争斗、阴谋和相遇而沸腾的城市，此刻在石棺般凉爽的黑暗中，横陈着漫长而慵懒的肉体。夜晚的灯光看上去像是坟墓里一起殉葬的廉价宝石。 在这样的夜晚，韩江笔下的人物离开、抛弃、彷徨、坠落，在死亡的边缘怀念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小说家庆荷自从写了一本描述屠杀的书之后，就开始做噩梦。她曾经计划和摄影师朋友仁善一起拍摄和梦境有关的纪录片，但后来仁善为了照顾母亲而回到济州岛。 冬季的某一天，因意外住院的仁善，请求庆荷立即前往济州的家里照顾她的小鸟。庆荷在暴风雪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仁善的家，她在那里看到了仁善的家族史，那是七十多年前在济州发生的平民大屠杀：济州岛大屠杀。 仁善的父亲因失去全家人而悲痛欲绝，但还得在监狱里度过十五年；她的母亲则同时失去父母和妹妹，连哥哥也生死未卜，只能和姐姐两个人相依为命。在屠杀之后，仁善的母亲爲了寻找哥哥的行踪，数十年来没有放弃进行平静的抗争…… 在暴雪中孤立的黑暗房屋中、在微弱的蜡烛下、在光与暗之间、在成千上万永恒缓慢下降的雪花中，她们恳切地思念已经不在这里的人。

这是韩江在白纸上用力写下的小说，是63个有关一切白色事物的记忆。白是那个半月糕一样白皙、美丽的孩子。白是一只收起翅膀躺在芦苇边的白色蝴蝶。白是悄然无声、不悲不喜从天空降落的一万片雪。白是时间在苍白的光芒里流逝。白是我一生经历过的所有记忆。白是易碎易毁、瞬间消失的美好事物。白是一度死去或被摧毀过的人，在被熏黑的残骸之上，坚持不懈地复原自己，因此至今仍是崭新的人。白是鼻腔里呼出的白色水汽，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种以虚白且清晰的形态散布于虚空的奇迹。白是在黑暗中燃烧的白色火花，是不灭的信念。我相信，若相信不会被摧毁，便不会被摧毁。

《把晚餐放进抽屉》收录了韩江出道以来二十年间创作的60首诗作。透明的夜晚、漆黑的树木、燃烧的轮椅、镜子彼岸的冬天在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里》里，韩江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情绪，用从黑夜中汲取的流血语言，描绘人生的孤独与悲哀。她热切地凝视人类的灵魂，试图从沉默和黑暗的世界中寻找闪耀的真相。韩江的诗歌创作贯穿了她整个写作生涯。她的诗歌情绪强烈、充斥着感性的意象，与她的小说一脉相承。

小说从年轻的情侣阿斯勒和阿莉达离开家乡、前往比约格文（卑尔根市）开始：阿莉达已有身孕，但他们很难找到住处，不得不在寒冷秋雨中飘荡。后来他们找到了居所，生下了儿子小西格瓦尔。 在阿斯勒外出的一天，来自故乡的人认出了他，并指出了他过去犯下的罪行……多年之后，阿莉达的女儿爱丽丝也老了。她重新看到了已经死去的母亲，还回忆起了同母异父的哥哥西格瓦尔。 后代和祖辈的人生经历，在难以挣脱的宿命中交叠重合。

2011年，在其日常写作的地点——塞尔吉的家中，安妮·埃尔诺接受了纪录片女导演米歇尔·波尔特的采访。没有哪个作家比埃尔诺更符合这样的访谈前提：我们长大和生活的地方是写作扎根的现实背景。在这本访谈录中，埃尔诺谈论了自己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谈到了其写作欲望的诞生，以及她赋予写作的社会、政治和神话的意义。如何以作家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风格的作品？为什么必须书写生活？文学意味着什么？通过书中作家本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读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她的作品。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安妮·埃尔诺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 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正如作者所说：“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

在《一个女孩的记忆》这本新书中，安妮·埃尔诺重温了1958年夏天在诺曼底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经历，并讲述了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初夜。当他移情别恋时，她意识到她已经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了他，像是没有了主人的被征服者。60年后的今天，作者发现自己可以抹去中间的岁月，重新回忆这个她曾想完全忘记的年轻女孩。将那个夏天不可磨灭的记忆带入现实，埃尔诺发现，她写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的基础之上。

在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安妮·埃尔诺以此为契机，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一生。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先是当农民，然后在工厂做工，后来成为诺曼底一家小杂货店的店主，直到1967年去世。他自我克制，勤奋工作，谨言慎行，努力维持着一个男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滑落回下层社会的恐惧。 作者用冷酷的观察揭示了困扰她父亲一生的耻辱，以及因阶层限制带来的父女之间的疏远和痛苦。这本父亲的传记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女儿背叛的故事——背叛她的父母、她的成长环境，在亲情和耻辱之间，在归属和疏离之间的分裂。

安妮·埃尔诺是著名女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是著名女性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自1970年代以来，这两位女性知识分子一直在互相阅读对方的作品，保持交流。她们都出身平民阶层，如今成为社会精英，都曾受到布尔迪厄的影响，都有阶级跨越的共同经历，都是“阶级叛离者”。 本书记录了两位女性之间一场关于阶级问题、代际问题、老年问题和女性主义的对谈。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最终在文学和社会学之间勾勒出个体和社会解放的共同愿景。

安妮·埃尔诺和她的爱人马克·马力，拍摄下14张两人云雨过后的杂乱相片，然后分别用文字记录下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 在拍摄这些相片的时间前后，埃尔诺罹患乳腺癌。生长肿瘤的乳房，大量脱落的头发，抗癌药物侵害的病体，这位用自身经历书写生活的作家将残缺的身体转移到相片之中。物质性的东西成为爱、死亡、欲望、缺失的唯一证据。 “我意识到我为相片所着迷，正如自孩提时代起，我总是被污迹所吸引：床单或是扔在走道里的旧床垫上的血迹、精液痕迹、尿渍；嵌入木质冷餐台上的酒渍或食物残迹；旧时信纸上的咖啡渍或油腻腻的指印。 最具物质性的有机污渍。我意识到我对写作有着同样的期待。我希望词语就像那些我们无法去除的污迹一样。” ——《相片之用》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一本病中探望日记，也是一部关于衰老、死亡和母女关系的沉思录。它记录了安妮·埃尔诺试图帮助母亲从阿尔茨海默病中康复，但最终徒劳无功，以及在照护过程中她感受到的内疚、恐惧、沮丧与和解。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作者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在只有“黑夜”的时刻，埃尔诺不离弃失智症的母亲，坚持在痛苦中书写。这本书是作者和自己母亲的故事，也是所有女儿和母亲的故事，也是走向衰老和死亡之人的故事。

以自己为写作出发点的安妮·埃尔诺，为什么将写作视角反转，投向外部世界？答案就在这本时间跨度长达7年（1993—1999）的社会观察记录中。从波斯尼亚的战争到贫困、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从巴黎地铁的恐怖袭击到与普通店员的细微互动，埃尔诺试图通过捕捉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快照，抵达一个时代的真实。

本书是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一本日记体文学作品。该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 1985 年至 1992 年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超市里的生活场景。在序言中，安妮·埃尔诺本人将她的日记描述为“城市集体生活的快照”。安妮·埃尔诺住在安纳西后，于1975年搬到了巴黎郊区新建的新城塞尔吉，这让她感到震惊，她想写一本书。 《外部日记》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它模糊了文学和社会学论文的界限。 社会学特有的多重主题，尤其是皮埃尔·布迪厄的主题，例如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证明了本书中文学与社会学之间明确的联系

1963年，23岁未婚的安妮·埃尔诺发现自己怀孕了。羞耻感像瘟疫一样袭来，她明白自己的怀孕将使她和她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失败者，她知道自己不能留下这个孩子。 四十年后，埃尔诺写下这个故事，讲述她从未克服的创伤。在当时堕胎属于犯罪的法国，她试图用毛衣针自行解决，但徒劳无功。在恐惧和绝望中，她终于找到一名地下医生，结果最后却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差点丧命。 在《事件》一书中，埃尔诺梳理了她的记忆，清晰准确地挖掘出这段身为女性的特殊经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本书是安妮·埃尔诺发表的第二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步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和性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 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叙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埃尔诺的写作风格的起步和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令人着迷。

可能会带有记忆的主观视角，但埃尔诺的写作没有谎言和虚构。她的第一部作品《空衣橱》就是这种“埃尔诺文学”的开端。在这部处女作中，埃尔诺用生硬原始的句子讲述了她与周遭世界区隔的过程：从二十岁的非法堕胎开始，追忆到适应环境的童年，再到青春期的创伤，因家庭而感到的羞耻，以及被一个资产阶级男孩抛弃。 在本书中，她谈到了造成这种区隔的机制，谈到了文化及一种文化形式对个体的影响，后者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其所生活环境的敌人。

安妮·埃尔诺一直在突破哪些故事值得讲述、哪些主题值得探讨的约定俗成的界限。在这本书中，她将目光投向了大卖场和超市。这是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特征，但文学作品却鲜有关注。埃尔诺用一年多的时间记录了她对位于巴黎郊区的大型连锁超市欧尚的访问。在她看来，超市是“一个巨大的人类聚会的场所，一个真正的人文景观”。资本生产、文化生产和阶级分层在这里汇聚，并支配着我们的欲望。埃尔诺用她无情的犀利观察，打量着这个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场所，号召探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更深入地凝视平凡的生活。

安妮·埃尔诺以其简洁、质朴的风格，记录了一颗完全被激情吞噬的人心的欲望和卑微。她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试图描绘她与一个已婚男人之间两年的情感和身体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要么都与她的爱人产生关联，要么她都漠不关心。埃尔诺以勇气和精确性，寻求一个完全为他人而存在的时代背后的真相。

本书描写了安妮·埃尔诺在少女时代性别意识的觉醒，希望未来在自主选择的职业中实现自我的雄心。后来，她三十岁了，成了一名教师，嫁给了一位高管，还是两个幼子的母亲。她打理着他们漂亮的公寓，抚养着孩子。然而，像千千万万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感到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力量和幸福，在日常生活的重压下慢慢消退。她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是“令人钦佩”的女性状态，但这种状态却折磨着她…… 在埃尔诺看来，从女孩到妻子、母亲的过程，只是一个发现和确认文化和教育造成的非理性的男女差异的过程。在书里，被冻住的女人的名字直到最后都无人知晓，主人公的故事也可能成为每个女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