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西汉阳陵、马王堆汉墓、乾陵……千年帝王陵墓被一一发掘，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谜团，二十六位考古专家现身说法，还原不为人知的帝王生死真相。

《白话精编二十四史》从24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编译为白话，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的知名专家之力，十年磨一剑，倾力打造，是年轻一代走向智慧成熟的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全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版式设计新颖别致，书中插配了近千幅与史书内容相关的绘画、书法、建筑、陶瓷、金银器等精美图片，通过这些元素的完美结合，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让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龚书铎，1929年生，福建省泉州市人，历史学家、文化史专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史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龚书铎自选集》、《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史》(合著)等作品。

本书第一篇"话文物"中，野岛刚评述了《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等37件台北故宫的重要馆藏，时而描写作品本身，更多的则是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些文物在战时的颠沛流离中所经历的故事。第二篇"谈故宫"中国，每一话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了故宫的过去。"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第三篇"访昔人"则通过专访故宫历任院长等社会人物，揭露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凉到元代绵延一千余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本书旨在以一座曾令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等艺术家为之动容、潜心临摹的北魏经典洞窟为例，引领普通观众去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

《海洋与文明》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交换和传播商品、物产与文化。旨在揭示，各个人群、民族、

司马光从开始编撰到停笔花费了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到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政权的兴衰，看到帝王将相们的处世之道、为政之法，以及他们在历史漩涡中的生死沉浮、悲欢离合。

《史记》，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称“太史公”，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充实的史料，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简述命理学的发展历史，展现命理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观念和探究方法的特点，使读者读后对曾在世俗文化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命理文化，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印象和简明的发展线索。

美国，从立国、崛起到称霸，走过的套路好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欧洲，曾经是“武林盟主”，不过已经“退居二线”；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的诉求就和其国徽上的双头鹰一样——左顾右盼；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实际情况却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变得复杂；中国，具备成为“王者”的所有条件，但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依靠智慧和勇气，踏踏实实打拼出来！

汤因比著作集含《历史研究（上、下）》《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文明经受考验》《习俗与变革：我们时代的挑战》《从东方到西方：环球游记》。《人类与大地母亲》写于1973年，为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部从全球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汤因比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上自50万年前下迄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历史研究》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1956年2月至1957年8月，汤因比夫妇在退休后进行了为期17个月，针对三大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环球旅行，《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即是他这次旅行的游记。与一般的游记不同，本书并非有关这次旅行的连续记述，而是以汤因比独特的见解和他对世界历史、地理和宗教生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扫描式记述。《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可以说集中囊括了他全部的宗教思想，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是汤因比一部极富使命感的著作，写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当时世界存在的问题，如军备竞赛造成的人类毁灭威胁、全球人口激增、宗教纷争以及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通过以往历史的分析和研究，他指出，与天性不同，人类的习惯在面临无法逃避的选择时是可以改变的。本书的分析虽然面对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但所提到的问题今天大多仍然存在甚至更紧迫。 《文明经受考验》是汤因比在20世纪中期一系列有关文明与现实间关系的文章结集，表现出了他对人类命运一如既往的强烈关怀。如果说汤因比认为在时空间中不可逆转的运动——人类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在某个限度内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世界成为他此刻文明史观的言说背景。

这本引人入胜的《中国甲胄史图鉴》，以通俗的语言、专业的论述以及严谨的态度，讲述了史诗般的中国甲胄发展史，从早期用竹子、藤条等植物制成的原始甲到清朝的绵甲，探索了有史以来伟大兵器甲胄的种类、功能、设计以及发展演变过程，展示了各种甲胄的细节，对军事、历史、绘画、艺术爱好者，甲胄爱好者、研究者以及任何对甲胄的演变和发展感兴趣的人都有吸引力，是一部精彩纷呈的甲胄图文大百科。

“上下五千年”早已刻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基因，而考古学让我们看到另一个与古籍文献所载的中国相似又不同的华夏，也许难说二者谁更“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华文明景观，得益于考古学的襄助，已经殊为精彩，蔚为大观。20世纪的考古发现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看法。全书从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中遴选出十个独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良渚古城、堪称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拨开古蜀迷雾的广汉三星堆、见证中西文明交流的小河墓地、秦始皇陵、汉代海昏侯墓、汉唐长安城、宋代沉船南海I号、敦煌莫高窟，分别由十位负责一线勘探的考古人——刘斌、许宏、唐际根、高大伦、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段清波、杨军、刘瑞、崔勇、樊锦诗，以亲历者的角度为公众揭开考古探掘的面纱，带领读者来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现场，讲述中国十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经历、前沿进展以及文明背后的故事。这一个个现场如同“时间胶囊”，展现了中国各阶段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提供了独立于文献之外的历史信息，给予我们另一种观察中国文明的视角。

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族群？他们因何横空出世？因何兴旺发达？又因何国破家亡，被迫在世界各地流浪？因何屡遭排挤和迫害？ 他们是自己心中的天选之子，也是中世纪西欧诸国竞相驱逐的流浪者；他们因创造了古老的典籍、影响全球的宗教以及福泽世人的伟大思想而受到尊宠，也因长袖善舞取走他人的奶酪而被竞相驱逐；他们是富翁、天才艺术家、杰出政治活动家，也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贫民窟的穷人…… 《犹太人四千年》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综合多种经典资料和文本，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对犹太民族精彩而神秘的历史进行了精彩而富有创见的解析。通过对各个历史节点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深入解析，通过看似神秘莫测的起伏命运梳理出合理而完整的逻辑，展现了犹太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犹太人的坚毅不屈的精神和超常的适应能力，犹太文明在漫长发展历程中留下的足迹，四千年起伏跌宕、纷纭复杂的犹太历史画卷，被保罗·约翰逊这一千多页的皇皇巨制精彩呈现。

“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是作家岳南等先后在二十年间写成的叙述中国近年来重大考古与发现的探秘纪实系列作品集，作者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全程分层铺开，在考古发掘过程融合大量相关的重要历史背景，人物事件之间自如切换，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还原考古真相，探秘寻幽纪实，带你走进真实的古墓，为读者展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民族历史的学者，壮族历史的整理、编写、广为传布，我自忖责无旁贷。因此接到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写作《壮族简史》约请，虽时间紧迫亦慨然领命。 根据丛书策划，本书主要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角度，运用最新的考古资料，吸收近年来壮学研究的新成果，力求以翔实准确的史料、简洁清晰的结构及通俗的文字，全面、系统介绍壮族的历史渊源、区域分布、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建筑形态、生活习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内容，使读者对壮族的历史文化面貌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了解。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了，深圳故事不再简单。深圳的历史越挖越深，深圳的社会越来越繁复，不分枝叶地描述，可以汗牛充栋，化繁为简的叙说，妙在沙里淘金。 因特虎智库老亨的这部《深圳传》，有着独特研究视角和草根式的叙事范式，以十数个选点，囊括深圳宏大叙事：深圳何来？改革何谓？开放何所得？经济何以兴？科技何以领先？文化何以有新意？未来何以值得期许？皆借典型事例，条分缕析，周详解说。篇幅不甚长，当详则尽详；史料极其丰富，写意亦写情。 内容和写法上，甩开了传统编年、纪事和传记的正史写法，以散文笔法做传，抓住深圳40年历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细节，关注民间，解剖案例，切换角度，提炼特质，发掘情怀。 纪念经济特区，纪念改革开放，需要一部这样有情有义有识见的作品。

本书是中国国内第一部全面记述汉民族发展历史的丛书，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运用传统结构模式，创造性地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框架，按照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将汉民族历史的呈现分为发展史、区域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六个层面，宏观而又严谨，大气而又细致，创新中透出对传统的继承，论述中显出学术视野的高远。 编著者徐杰舜统领徐桂兰、陈华文、彭清深、韦东超、刘冰清、罗彩娟、杨军、万建中、罗树杰、陈顺宣、周耀明、韦小鹏、丁苏安等专家学者共同完成，本书的撰写，将历史文本与实际调查相结合，从第一卷到第九卷，以翔实丰富的资料，全面、完整、系统、生动地展现了世界上唯一历史连绵不绝的汉民族，五千多年来，从一个原生民族的形成，经族群、文化和风俗的内涵发展，又几经凤凰涅槃，不断重生，直到海外移民，走向世界，以一个高凝聚度且伟岸无比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书是一部记录霍巍教授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本带领大众走进考古现场的通俗读物，本书收录了霍巍教授多年来在第三极考古工作中写下的数十篇随笔，以在青藏高原开展的重要考古工作和第一手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生动记录了作者在发掘、调查以卡若、曲贡、藏王陵等为代表的西藏古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感受和思考，是认识第三极文明的生动文本，展现了青藏高原繁盛多彩的古代文化，以及青藏高原诸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图景。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本套装包括《两宋之变》和《李唐之乱》共2册。 《两宋之变》描绘了自1100年正月徽宗赵佶继位起，到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南北对峙的历史，展现了北宋帝国由盛而衰，急转直下，最终灭亡，以及南宋军民步步抵抗，最终立足江南偏安一隅的全过程。全书共九章，分别介绍了赵佶继位，宋联金抗辽，第一次汴京保卫战，靖康之耻，南宋建立，金兵南下，川陕大战，金国联齐伐宋，宋朝反攻，南北对峙等情节。 《李唐之乱》：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安史之乱后，面对内忧外患，唐帝国江河日下，李唐的统治者作出了哪些决策。国家从扬弃、自信、包容和开放，走向固化、自满、盲目和无序，为什么国运跌落并走向灭亡？ 文史学者李旭东带你揭开李唐王朝盛衰之变的历史谜题，洞悉安史之乱后朝堂的风云突变；以多维度、全局化的视角，展现时代剧变中个人的抉择和挣扎。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作为中、英文学界首部以文房用具之砚台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书处理时段虽集中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却主旨宏大。诚如高彦颐在〈导言〉指出，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收藏品，父子、男性友人相赠之礼，镌字刻铭的纪念信物。透过功能延伸，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成为文人士大夫一类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性象征。由于砚台总令人联想起士人形象和菁英文化，作者征引《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理想制度，指出砚的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旁落于士人的书写文献，希望借此研究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倾向。作者指出，中国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导致学者难以对该群体展开研究。基于上述动机，作者在本书结合传世实物和文献史料，重构处于革新期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还原当时琢砚工艺及鉴藏市场的历史面貌。

本书囊括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作者从太平军的角度重现这场运动，通过实地寻访考察，他收集了手稿、宣传单、印章、拓本、钱币等太平军的文物，结合史籍文献和外文资料，揭示了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的现实基础，从日常军事行动和长期战略目标两方面来考察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分析了太平军的主要战略错误，以及后期洪仁玕的贡献。

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国家礼制和日常生活中都不乏对天、天道以及无数人格神、鬼魂等神圣存在的信仰和敬畏。但从民国初年起，这些神圣存在基本上从中上层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了，政治权力的代表不再自称受命于天，知识分子的公开言论多半也不再竭力证明天是值得敬畏和信仰的神圣存在，对人格神的信仰、对建基于阴阳五行法则之上的各种信仰形式，在公共言说中变得面目可疑。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本书从思想史层面入手，考察晚清基督教自然神学及其中包含的近代科学知识对传统宇宙观的挑战，并考察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利用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天演论来回应挑战，进而解释传统宇宙观的祛魅和信仰传统的正当性衰弱。

《中国封建社会（中华现代学术名著6）》是瞿同祖先生第一部社会史研究著作，作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就是整个周代，在此基础上，以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为讨论的对象，注意其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功能，分析封建社会的形成以至崩溃的过程，深刻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阶级、封建政治等，解剖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彼此间的关系。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动物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 本书以一个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在华夏民族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仔细讲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动物同行至今发生的种种故事。

《故宫里的中国史》上半部分讲述：从忽必烈初建元大都开始，一直写到永乐十八年迁都紫禁城，最后到明崇祯帝被曝尸东直门，以紫禁城的兴建和成熟为轴心，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发生在这座宫阙里悲欢离合，以及被紫禁城所见证的诸多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古建筑的知识，介绍了主要宫殿的修建和背后知识。下半部分讲述：则从沈阳故宫写起，到康乾盛世在紫禁城里渡过的时光，最后再到近代史以来，炮火硝烟弥漫下，紫禁城所经历的历史黄昏和曲折命运。同时进一步明确故宫的历史体系通过辛酉政变、第二次鸦片战争、密闸风波、戊戌变法等时间，将颐和园、西苑、避暑山庄的建筑纳入其中，书的最后以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和故宫文物在战乱中的辗转为补充，全面展现故宫六百年的兴衰变迁。

本书是西汉的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原为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倡导的是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对今天很有借鉴作用，后经桓宽推演整理而成此书。本书以对话形式，生动地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情况。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除了可以了解历史，更能增加对当今生活的思考。《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俄国革命史》是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撰写的史学名著，全书共3卷。书中包含对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极为详实的记录。本书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作者试图“绝对不依赖个人回忆写成”，尽可能客观具体地描述革命自身的进程，同时将用活生生的场景写成革命历史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本书的第一卷，主要介绍二月革命的背景、发生及“二月起义”后到“四月危机”、“六月示威”的历程。作者认为，二月革命仅仅是“一具外壳”，十月革命的内核蕴藏在其中。“二月革命的历史就是十月革命的内核怎样从自己的妥协主义外壳中剥离出来的历史。”第二、三卷，完整记述了从“七月危机”到十月革命的历史。作者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卷帙浩繁，力求叙述地完整详细，“教人们去了解革命是如何准备、如何发展和如何胜利的。” 《俄国革命史》中译本译自纽约单子出版社的俄文版，该版本是柏林出版的全部三卷本（1930—1933年）合为一册的重印本。其中包括一份作为附录的文献，是托洛茨基的文学遗产之一。据作者说明，它是对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5页第16行的注释。附录是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打印原稿的照相复制品，并经哈佛大学图书馆许可发表。

自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借助文明比较讲出中国自身的道理，以增进文化自觉，就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然而，比较历史研究长期在所谓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两端徘徊，难以达到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效果，也就难以在普遍历史中对中国文明予以准确定位。鉴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内在地带有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特点，本书详细考察了这套方法的逻辑与得失，尝试发展一种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期助力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比较与文明互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