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段文杰在洞窟中临摹壁画。

1940年，段文杰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

1950年，段文杰在敦煌莫高窟。

195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所职工在莫高窟大门前合影（中排右四是段文杰）。

1976年，段文杰与夫人龙时英以及儿子段兼善、儿媳史葆龄合影。

1980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82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1984年，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段文杰写生作品《莫高窟河畔风景》，创作于1954年。

段文杰写生作品《莫高窟下寺风景》，创作于1954年。

莫高窟第263窟北魏伎乐菩萨图，原壁画。孙志军摄影。

莫高窟第263窟北魏伎乐菩萨图，段文杰1955年临摹。

莫高窟第130窟盛唐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壁画。孙志军摄影。

莫高窟第130窟盛唐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1955年临摹。

莫高窟第251窟北魏力士图，段文杰1946年临摹。

莫高窟第249窟西魏力士图，段文杰1946年临摹。

莫高窟第254窟北魏尸毗王本生图，段文杰1952年临摹。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伎乐飞天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288窟西魏天宫伎乐图，段文杰1949年临摹。

莫高窟第304窟隋代天宫伎乐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172窟盛唐山水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36窟五代山水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36窟五代山水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205窟盛唐舞伎图，段文杰1948年临摹。

莫高窟第85窟晚唐乐队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舞伎图，段文杰1946年临摹。

莫高窟第12窟晚唐嫁娶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12窟晚唐骑战图，段文杰1947年临摹。

莫高窟第130窟盛唐乐庭瓌供养像，段文杰1959年临摹。

莫高窟第194窟中唐帝王与侍臣图，段文杰1949年临摹。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宋国夫人出行图，段文杰1950—1951年临摹。

莫高窟第428窟北周莲花飞天平棋图，段文杰1958年临摹。

莫高窟第321窟初唐莲花项光图，段文杰1954年临摹。

榆林窟第25窟南壁中唐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图，段文杰、关友惠、万庚育、冯仲年、李复等于1955—1956年合作客观临摹。

父亲去世后，他的音容举止，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经历生母早逝、家庭变故的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很独立坚毅。他是热血青年，曾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0年，父亲考入由杭州迁至重庆的国立艺专，得到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等多位名师的指导。

1944年，父亲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受到触动，决定毕业后前往敦煌进行考察研究。

大学毕业后，父亲踏上了西行求索之路，其间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在1946年抵达敦煌莫高窟。

父亲到莫高窟后，终日陶醉在洞窟壁画的世界之中。

不久，父亲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被同行视为敦煌艺术临摹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

在反右派斗争中，父亲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解除了行政职务。尽管遭遇精神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但他依然继续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工作，在洞窟临摹时，更是“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和母亲省下馒头风干后带给我吃。生活再艰苦，他们也不曾耽误我的学业。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发配到农村务农，50多岁的他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尽管艰难，父亲却始终保持着对敦煌艺术的思考和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敦煌莫高窟。

重返敦煌后，父亲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父亲团结全所职工，决心为敦煌奉献全部力量。

父亲通过出版画册、编辑文集、创办期刊，增强了中国敦煌学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父亲策划主持了多次国内、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

父亲重视石窟保护工作，时刻想着如何做好窟内文物科学保护和窟外环境治理工作。

父亲重视石窟讲解和展示工作，他规范讲解制度、培养外语讲解员，使敦煌的对外开放事业迈上新台阶。

父亲带领敦煌研究院同仁，在各国举办敦煌壁画展，推动敦煌文化走向世界。

出国交流时，父亲多次呼吁各国将中国失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物归还中国。

父亲退休后担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耄耋之年，赤子之心如初。

2011年1月21日，父亲逝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行动不便的父亲时时牵挂敦煌。生命的最后几天，嘴里还念叨着“我要回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