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朝乃及初唐，全国各地，都有大门第豪族分布，而他们则依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即使是不彻底的均田制度，也并不能长久持续。推行了一时期，便完全破坏了。

中国既是一个农业社会，人民经济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调收他一部分的贏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中国既是一个农业社会，人民经济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调收他一部分的贏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

初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彻底打破了我对古代政治制度非黑即白的刻板认知。

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不再简单以好坏评判古代制度。钱穆先生提醒我们，要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看待历代制度演变。每项制度都有创立时的初衷，也会随时间滋生弊病。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回望过往，能让我们更理性看待制度的取舍与变迁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其最堪重视者，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之一层。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为“吏部司”是。其余各司各有名称。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