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高水平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朱训理事长建议“学科要走进教室，培养相当水平和数量的国家建设人才。”这里所说的“国家建设人才”，不只是自然辩证法人才，还应该包括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全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已明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我们应该对此做出自己的贡献。理工农林医类研究生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支重要队伍，从中必定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等。事实上，已有上百万的理工农林医类硕士研究生在必修的公共理论课层面上接受了自然辩证法教育。研究生课堂已经成为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和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并从制度上得到了有效保障。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可以借用这个公共课平台，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

强化本学科人才梯队建设。人才决定未来，培养什么样的自然辩证法人才和由此形成的人才状况必将决定着自然辩证法学科和事业的未来发展。尽管全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点已分布在全国大部分省区，现有博士点26个、硕士点113个。 但是，现实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仍面临许多危机，后继人才培养是一个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有不少已经退休，成绩斐然的中年学者数量还较少，优秀的青年专业人才队伍还没有成长起来。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专业人才，学科就会在原地踏步，就难以向高端发展，就难以走向世界。目前，新加入本学科的青年人有

陈昌曙先生的技术哲学论著，包含了他对技术批判思想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技术批判思想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既是社会日益技术化的发展要求，也是为了应对各种技术异化风险带来的挑战。技术批判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技术的两重性，与技术悲观主义密切相关，表现为社会、生态、政治和道德等多元化的批判视角。探析技术批判思想是我们全面认识技术负价值维度的需要，也是深化技术哲学研究的需要。陈先生认可并发掘了技术批判思想所蕴含的合理性与劝诫意义，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技术的价值和社会功能，有助于减弱或消除技术异化现象，有助于汲取技术发展的教训。

从钻木取火、造船、铸剑，到能够利用蒸汽、电力、核能，再到制造电子计算机、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等，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对技术的“感恩”和“崇敬”之心从未完全泯灭过。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技术的益人性，实事求是地承认“技术在本质上是人性化的，技术适应和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唤起、引发和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人类因为有了技术才有更加多样化的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才可能有更充实的人际交往和社会贡献”。

生物技术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生物体换纵技术的称呼。尽管生物技术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是人类对生物体的利用、操作和改造的历史，则可追潮到史前时代。人们对克隆技术发展的某种超前预想引起了社会公众在伦理层面上的诸多争议和恐慌，而伦理观念的不适当介入将会影响到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伦理观念对技术的发展应该起到-定的预警作用，而不仅仅是为技术的发展设

人们对克隆技术发展的某种超前预想引起了社会公众在伦理层面上的诸多争议和恐慌，而伦理观念的不适当介入将会影响到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伦理观念对技术的发展应该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而不仅仅是为技术的发展设定"禁区”,伦理框架应该趋于开放。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 是由英文biological technology组合而成的，直译为"生物工艺学”。生物技术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生物体操纵技术的称呼。尽管生物技术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是人类对生物体的利用、操作和改造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史前时代。

在目前针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生物安全评价陷入困境时，又渗入了较多的非科学因素。当我们努力超越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安全评价中的非科学因素，去追寻生物安全评价的客观目标时，又不得不优先考虑粮食安全这一-评价的非科学因素，实在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但是，这种悖论也正反映了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评价的复杂性一科学因素 与社会因素的相互渗透性，这是人们在思考和制定农业转基因技术研究与未来发展战略时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作为-类新兴技术，基因技术以其独特的技术对象、结构和功能，彰显着与人文价值关联的复杂性。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梦想和希望的同时，也产生或将会产生诸多复杂的实践忧患，这一问题亟待人文主义视野的关照与解读，并寻求一条消解之路。

转基因农产品的生物安全评价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 困难的问题，包含了经济贸易、消费心理和社会文化等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为了让公众获得更为客观的生物安全信息，有必要区分评价过程中的非科学因素，加强生物安全评价中的国际合作。在我国，要多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转基因农产品的生物安全问题，避免错失此项技术的发展机遇。